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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媒体人,伊险峰与杨樱最近出了一本讲述沈阳人与沈阳的新书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,转型成了作家。只不过,当

相比语言的污染,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

作者: 阿信 发布时间: 2021年11月25日 11:44:41

身为媒体人,伊险峰与杨樱最近出了一本讲述沈阳人与沈阳的新书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,转型成了作家。虽然他们还不适应这样的称谓,但按照杨樱的说法,在今天,人们对作家的好感度明显是高于媒体记者的。

准确来说,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讲述的是两个沈阳普通人的成长故事。再具体一点,是两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沈阳工人家庭子弟,如何完成了阶层跃升,成为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。只不过,当你真的翻开这本书,很快就会意识到,两位新晋作家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。

相比语言的污染,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

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,伊险峰/杨樱著,新经典(603096,股吧)·琥珀 | 文汇出版社,2021年11月。

虽然书中的主线是张医生与王医生这半生的生命轨迹,但这条轨迹的沿途,是沈阳这座城市100年以来的剧变历史和两个家庭在其间的沉浮、挣扎,及至逆流而上的命运变迁。如果我们将这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列举下来,不难发现,在并不曲折激烈的生命情节展开里,始终伴随着时代的巨响:

一代人如何建构知识、尊严和自我?

工人家庭的孩子如何完成阶层跃升?

沈阳的“去工业化”过程如何作用于个人?

“社会”如何塑造与摧折了自我?

这并不是伊险峰与杨樱试图解答上述问题的试水之作。几年前,他们就曾发起过“城市故事”系列,带着当时的团队前往汉口、大庆、北京……追索城市中的普通人故事,也叩问普通人背后的时代宏影。

至今,我们或许仍然记得伊险峰在《什么决定了个体户的财富、尊严和命运?以汉口为例》中写下的那句话:“对于刘歆生的后继者们来说,他们的勇气消失在哪里?他们的活力消失在哪里?他们被赋予或者自己期望承担的使命消失在哪里?”

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——这是伊险峰和杨樱一以贯之的视角。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,他们找到了一个概念来形容自己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理解——“以议题驱动的非虚构写作”。采访中,他们也不断提到,好的非虚构作品未必要去解决问题,但一定在提出“真”问题。

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伊险峰与杨樱的采访。我们从这本书并不传统的写法聊起,聊到它所涉及的庞大“问题系”,也聊到这几年两位媒体人的身份转换与对非虚构写作的看法变化。对普通人的敬畏——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,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对这两位媒体人的理解。

采写 | 青青子

相比语言的污染,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

相比语言的污染,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

一部“四不像”的非虚构作品

新京报: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很庞杂,既有两位沈阳医生的成长故事,也有他们背后的家庭与社会变迁。我想先就成书过程问几个问题。一是这本书是你们合著的作品,具体来说两位如何分工?二是为什么会选择张医生和王医生作为主线人物?

伊险峰:整体上,这本书的结构是2+1,主要的线索分两条,一条是医生,一条是家庭,+1部分是每个章节最后的番外篇——更多是“我”想要表达和呈现的观点。

分工是这样。两位医生的线索主要由杨樱负责。原因一来是我采访不行,杨樱比我会问问题。二来张医生和王医生是我的初中同学,几个50岁的大老爷们儿聚一块儿,不太好意思探听私事。

我主要负责家庭这部分,也是采访和资料两块。我选择采访这部分,主要还是两位医生的父母都是沈阳本地人,说话经常带些方言土语,杨樱听不懂。而家庭历史这块,我看的资料多一些,感受也更强烈。

找资料的时候,我基本把十五六年以来的《沈阳日报》和《沈阳晚报》都翻了一遍。最开始是为了填补我对于当时沈阳社会和沈阳人的记忆。但在翻的过程中,收获比预想得要大。

我们常常会说,上世纪90年代的沈阳比较“乱”,但它到底是怎么一个“乱”法,我们不能老举“三·八大案”的例子。在梳理资料的时候,我增加了许多对于当时沈阳社会更为完整的、感受性的判断。

相比语言的污染,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

电影《钢的琴》剧照。

杨樱:那我来说对象的选择问题。选择张医生和王医生,一是在于便利性。伊老师刚好去参加同学聚会,发现了这么一个契机,两位医生都是他的初中同学,这就有了天然的基础信任。二来,他们又是专业人士。大家对于专业人士的成长和社会形象是有相对清晰的预设的——虽然落到个体身上会不太一样,比如医生和医生之间是不一样的,但是我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个医生大体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同时,他们两个人也都符合我们事先设想的一些标签,比如都是沈阳人,也都是工人子弟出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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